越担忧越关注：新冠肺炎流行期民众的社会心态 |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十七）

公益歌曲：“把每一次山高路遥，写成等你回家的歌谣。”

越担忧越关注

新冠肺炎流行期民众的社会心态

文：徐富明

徐富明

心理学博士，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心理学会决策心理学专委会委员。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行为决策及应用，管理心理与行为。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两项。研究成果两次获得省部级成果奖。

引言

 2020年1月下旬，正当全国人民搭乘各种交通工具返家，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之际，一种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新型肺炎开始在湖北省武汉市爆发并传播开来。为了有效遏制新冠病毒及新冠肺炎的迅速蔓延，2020年1月23日，为防止肺炎疫情迅速扩散，武汉市做出了即日起“封城”的正确决定。202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定此次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就这样，2020年新春佳节与新冠病毒及新冠肺炎不期而遇了，遂使得国人一年一度全家团团圆圆过大年的最喜庆日子变得有点喜忧参半和悲喜交加。作为社会一份子，笔者和全国人民一道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投入到了这场“防疫战”之中。同时作为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笔者在防疫之余开动脑筋想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专业贡献，于是通力合作编制了主题为“新型肺炎流行期的社会情绪，疫情压力，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的问卷，并在春节后十五天之内完成了调查工作。调查问卷使用问卷星提供的程序进行编制并发布，通过问卷页面链接和二维码散发到笔者们所熟知的微信朋友圈，QQ群和论坛中以在线收集填答数据，总共回收有效样本1509份，其中含湖北及武汉的样本326份，湖北周边安徽，河南，湖南，江西以及温州，广州和深圳的样本504份，其他远离地区（主要包括广西，黑龙江，北京和山东等地）的样本679份。具体分析结果如见下文。

01

悲欣交集：新冠肺炎流行期民众的社会情绪

我们在问卷中编制了一个问题：“请问春节期间的10天时间您总体上体验到下列情绪感受的频率/次数的大致情况？”，具体列举了9种不同的情绪感受供民众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如实填答，采用5点计分（“1”代表“从来没有此情绪感受”；“2”代表“很少有此情绪感受”；“3”“代表有时有此情绪感受”；“4”代表“经常有此情绪感受”；“5”代表“总是有此情绪感受”），所获分值越高越代表有此情绪感受（最高分值为5，最低分值为1，平均分值为3）。所列出的9种情绪分别是“愉快-担忧-紧张-恐慌-愤怒-放松-伤感-满足-焦虑”。结果发现，春节期间暨新冠肺炎爆发期，民众最常体验到的情绪感受（平均数+标准差）依次为：

1.放松（3.39+1.03）

2.担忧（3.26+1.00）

3.愉快（3.23+0.98）

4.满足（2.97+1.03）

5.焦虑（2.95+1.07）

6.紧张（2.90+1.01）

7.伤感（2.78+1.00）

8.愤怒（2.65+1.04）

9.恐慌（2.62+1.04）

由此可知，尽管这个春节叠加了新冠病毒及新冠肺炎疫情，民众的情绪感受似乎并不强烈，较多感受到的前三种情绪（放松-担忧-愉快）的均值远未达到4（经常有此情绪感受），而最常被提及并被媒体网络渲染的恐慌，紧张和焦虑情绪的均值均未达到3（有时有此情绪感受），这其中又以恐慌情绪的分值最低。出现这一看似反常结果的原因除了可能是春节期间的积极情绪缓解了一些消极情绪之外，也可能因为多年前我国曾成功抗击过与新冠肺炎疫情类似的“非典疫情”而使得民众不至于过度恐慌。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国人在表达情绪感受时较为含蓄，不轻易“喜形于色”或“怒不可遏。”

02

大疫当前：越恐慌越关注，还是越关注越恐慌？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究竟是“越恐慌越关注？”还是“越关注越恐慌？”这一问题的提出一方面主要源于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武汉及周边城市在人们尚未完全意识到疫情严重性的时候果断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封城”措施，随即政府公告，媒体报道以及通讯和网络传播等各种相关消息便铺天盖地般涌入到广大民众面前，这在尽快让人们警觉的同时也难免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绪，而随着恐慌情绪的累积可能会大大提高人们对疫情的关注度，即“越恐慌越关注？”另一方面，该问题的提出也源于人们的日常经验，例如有些人明知会被吓到，却仍会忍不住观看惊悚片或其它类似场景。

为了探索该问题的可能答案，我们在问卷中编制了两个多项列举式问题，第一个问题如前所述，即“请问春节期间的10天时间您总体上体验到下列情绪感受的频率/次数”？第二个问题是：“面对此次新型肺炎疫情，请问您对下列疫情信息的关注程度？”具体包括10种疫情信息（疫情扩散信息-确诊病例信息-疑似病例信息-死亡病例信息-治愈病例信息-检测治疗信息-预防传染信息-防控措施信息-所在地疫情信息-新朋好友及熟人邻居患病信息），采用5点计分（“5”代表“非常关注”；“4”代表“比较关注”；“3”代表“一般关注”；“2”代表“不太关注”；“1”代表“不关注”。）此外，我们还在整个问卷的后半部分单独设置了两个问题，分别测量总体的关注程度（“请问春节期间您对新型肺炎疫情的关注程度？”）（“5”代表“非常关注”；“4”代表“比较关注”；“3”代表“一般关注”；“2”代表“不太关注”；“1”代表“很不关注”）和总体的恐慌程度（“请问春节期间您听到肺炎疫情扩散时的恐慌程度？”）（“5”代表“非常恐慌”；“4”代表“比较恐慌”；“3”代表“有点恐慌”；“2”代表“不太恐慌”；“1”代表“一点儿也不恐慌”）。

为了尝试解答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到底是“越恐慌越关注？还是越关注越恐慌”？我们首先需要检验我们所设问题的有效性，我们用9种具体情绪对总体恐慌程度做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只有恐慌，焦虑和担忧对总体恐慌程度具有显著的预测力，总解释率达到40%，这表明我们所设置的测量问题是有效的。同样的，我们用10种疫情信息对总体关注程度做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疫情扩散信息，所在地疫情信息，死亡病例信息和预防传染信息对总体关注程度具有显著预测力，总解释率达到30.5%，这表明我们所设置的测量问题是较为有效的。接下来，我们分别尝试用9种具体情绪对总体关注程度做逐步回归分析，以及用10疫情信息对总体恐慌程度做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9种具体情绪中的担忧，愤怒，愉快和焦虑对总体关注程度具有显著预测力，总解释率达到11.1%，其中又以担忧的解释率较高，达到9.6%，不过，恐慌情绪对总体关注程度并无解释力。而10种疫情信息中的预防感染信息和死亡病例信息对总体恐慌程度具有显著预测力，总解释率为4.7%。考虑到解释率不是很高，对各种疫情信息的关注可能并不是导致民众恐慌感的最主要原因，尽管对死亡病例信息的关注对恐慌程度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只具有大约1.5%的解释率，这或许表明民众对各种疫情信息的高度关注并不会引发恐慌情绪。

那么，“越恐慌越关注”就是正确的吗？从上述分析结果看好像也不尽然。相对而言，各种具体情绪对关注程度的解释力（11.1%）要明显高于各种疫情信息对恐慌程度的解释力（4.7%），因此“越恐慌越关注”更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对关注程度最具解释力的却是担忧情绪，而非恐慌情绪，所以更符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实际情况的可能是“越担忧越关注”，而非“越恐慌越关注。”好在我们在问卷后半部分也设置了一个测量总体担忧程度的问题（“请问春节期间您听到肺炎疫情扩散时的担忧程度？”）（“5”代表“非常担忧”；“4”代表“比较担忧”；“3”代表“有点担忧”；“2”代表“不太担忧”；“1”代表“一点儿也不担忧”）。同理，我们首先用9种具体情绪对总体担忧程度做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只有担忧，恐慌和焦虑对总体担忧程度具有显著预测力，总解释率达到18.4%，这表明我们所设置的测量问题是较为有效的。然后，我们用10疫情信息对总体担忧程度做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疫情扩散信息，亲朋好友及熟人邻居患病信息，预防感染信息和死亡病例信息对总体担忧程度具有显著预测力，总解释率为9.2%。可见10种疫情信息对担忧程度的解释率明显高于对恐慌程度的解释率（4.7%）。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较为肯定地断定，“越担忧越关注”可能更符合当前新冠肺炎流行期民众的真实心理反应。当然，另一种可能也无法完全排除，即“越担忧越关注”与“越关注越担忧”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或者很可能会形成“越担忧越关注-越关注越担忧”的循环，这也提示我们在通讯和网路高度发达的今天，适当降低各种信息和通告的“铺天盖地”程度，或引导人们有意识地忽略一些次要信息，或提醒人们不要关注和传播各种不可信的小道消息及别有用心的谣言等，可能会显著降低人们的过度担忧和恐慌情绪。当然，对该问题的精确回答留待今后用更为严格和精细的控制实验和时间序列设计来进行因果效应检验。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通过对上述9种具体情绪体验，10种具体疫情信息，以及疫情总体关注程度，恐慌程度和担忧程度的描述性统计发现，一方面，民众对10种具体疫情信息和疫情总体状况都表达了较为强烈的关注，关注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

亲朋好友及熟人邻居患病信息（均值为4.50）

所在地疫情信息（4.48）

疫情扩散信息（4.42）

确诊病例信息（4.40）

死亡病例信息（4.30）

预防感染信息（4.29）

疑似病例信息（4.28）

治愈病例信息（4.27）

防控措施信息（4.21）

检测治疗信息（4.19）

10种疫情信息的均值都超过了5点计分的“4”（比较关注），而总体疫情关注程度的均值为4.36，刚好等于10种具体疫情信息关注程度的总均值。可见，民众对此次疫情是很关注的，这表明民众的防范意识是较高的，而这很可能正是由于各级政府及新闻媒体较为及时地做了大量的疫情信息报道和防控措施通报，加上民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和即时性大大增强，进而共同提高了民众对疫情的关注程度。另一方面，相对于对疫情信息的高关注度，民众的具体情绪感受则相对和缓。出现这一略显意外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春节期间的积极情绪如愉快有效缓解了一些消极情绪如恐慌，还有一种可能或许因为国人在表达情绪感受时较为含蓄，不轻易表达“担惊受怕。”

当然，由于情绪状态的波动性问题，本次调查对情绪的测量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这从人们对疫情总体恐慌程度（3.18）和担忧程度（3.91）的均值要比前述担忧情绪（3.26）和恐慌情绪（2.62）的均值高些可以看出。当然，这也可能与不同问题的提问方式及情境因素有关。不过，对疫情的总体恐慌程度的均值仍处于中等水平，而对疫情的总体担忧程度则相对较高，这和担忧情绪在9种具体情绪感受中位列第二的相对强度大体相当。而且相对而言，人们对疫情信息的关注程度的均值（4.36）与其体验到的担忧程度的均值（3.59）更为接近（恐慌程度的均值为2.90），这或许也可间接证明二者的关系较为密切，即更可能是“越担忧越关注，”而非“越恐慌越关注”。

03

守望相助：新冠肺炎流行期民众的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

为了探究新冠肺炎流行期民众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我们在问卷中编制了4个问题分别测量民众在新冠肺炎流行期所感受到的来自家人，朋友，单位，以及所在地政府的关怀和支持程度，采用5点计分（“1”代表“关怀和支持程度很小”；“2”代表“关怀和支持程度较小”；“3”代表“关怀和支持程度一般”；“4”代表“关怀和支持程度较大”；“5”代表“关怀和支持程度很大”），所获分值越高越代表感受到的关怀和支持程度越高（最高分值为5，最低分值为1，平均分值为3）。同时，我们还编制了5个问题用以测量民众在新冠肺炎流行期对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医护人员、同事邻居、陌生人的信任程度，采用5点计分（“1”代表“很不信任”；“2”代表“不太信任”；“3”代表“信任程度一般”；“4”代表“比较信任”；“5”代表“非常信任”），所获分值越高越代表信任程度越高（最高分值为5，最低分值为1，平均分值为3）。

我们首先统计了民众在新冠肺炎流行期所感受到的关怀和支持，结果发现支持程度（平均数+标准差）由大到小依次为：

家庭成员支持（4.13+0.85）

亲朋好友支持（3.98+0.87）

工作/学习单位支持（3.68+0.99）

所在地政府支持（3.42+1.09）

总体而言，民众在新冠肺炎流行期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是比较高的，4个题目的总均分达到3.80，接近4（支持程度较大）。相对而言，民众感受到的来自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的支持更高一些，这不难理解，更何况新冠疫情爆发期正值春节假期，家人团聚和亲友问候会给民众较大的温暖感和心理支持，这在较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众积极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接下来，我们统计了民众在新冠肺炎流行期对不同人际群体的信任程度，结果发现人际信任程度（平均数+标准差）由大到小依次为：

对医护人员的信任（4.26+1.01）

对家庭成员的信任（4.22+1.02）

对亲朋好友的信任（3.95+0.98）

对同事邻居的信任（3.62+1.00）

对陌生人的信任（2.79+1.06）

总体而言，民众在新冠肺炎流行期的人际信任水平是较高的，五个题目的总均分为3.77。考虑到新冠肺炎的高传染性和难治疗性，民众在非常时期对陌生人较为警惕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较为理性的。更为可喜的是，“大疫”当前，民众对医护人员表现出了最高程度的信任，其信任程度甚至超过了对家庭成员的信任。这与平常时期偶尔见诸报端及网络的看似较为紧张的医患关系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照。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各种媒体报道对以往医患关系的报道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程度的渲染成分，另一方面也表明民众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正如对战时的军人的尊敬和信任一样，对医护人员的“奋不顾身”表现出了同样的尊重和敬意，这无疑是最值得珍视和提倡并应发扬光大的互信精神。

其次，我们对4个问题的社会支持总均分和5个问题的人际信任总均分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的相关系数是0.20，达极其显著水平（p=0.00），这表明民众所感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有助于提升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此外，我们用4种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总均分做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只有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的关怀和支持对人际信任具有显著预测力，总解释率为4.1%，可见，相对于来自组织方面的关怀和支持，来自家人和亲友方面的关怀和支持对提升人际信任度所起的作用更大。换句话说，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主要表现在人际领域。同时，考虑到社会支持总均分与人际信任总均分的相关程度不高，而且两种人际支持对人际信任的预测力及解释率也不高，这表明本次调查中的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确为完全不同的心理建构，各自需要独立加以测量。

最后，我们分别把社会支持合成为亲友支持（家人支持和亲友支持）和组织支持（单位支持和当地政府支持），把人际信任合成为亲友信任（家人新人和亲友信任）、医患信任和邻人信任（同事邻居信任和陌生人信任），然后检验各种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程度在性别（男，女），不同年龄段（20周岁及以下，21-39周岁，40周岁及以上），不同地区（湖北及武汉疫区，安徽-河南-江西-温州-广州-深圳，其他远离疫区的地区），以及自评身体健康状况（一般，较好，很好）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

1.不同性别的民众仅在组织支持（t=-3.51,p=0.00）和医患信任（t=-1.96,p=0.05）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对而言，女性（3.60+0.91）比男性（3.39+1.11）感受到更多的组织支持，女性（4.29+0.96）也比男性（4.17+1.11）更加信任医护人员。

2.不同年龄段民众在亲友支持（F=3.13,p=0.04）和组织支持（F=28.25,p=0.00）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即中老年民众（4.17+0.86）比中青年民众（4.04+0.76）和青少年民众（4.02+0.80）感受到更多的亲友支持，而青少年民众（3.74+0.86）比中青年民众（3.52+0.94）感受到更多的组织支持，中青年民众比中老年民众（3.20+1.12）感受到更多的组织支持。不同年龄段民众在医患信任（F=10.32,p=0.00）和邻人信任（F=9.69,p=0.00）上存在显著差异，相对而言，青少年民众（4.31+1.01）和中青年民众（4.32+0.95）比中老年民众（3.99+1.02）对医护人员有更多的信任，同样，青少年民众（3.29+0.92）和中青年民众（3.21+0.89）比中老年民众（2.98+0.89）对邻人有更多的信任。

3.不同地区的民众仅在亲友支持（F=7.18,p=0.00）和组织支持（F=15.63,p=0.00）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对而言，湖北及武汉的民众（4.21+0.80）比周边省份的民众（4.06+0.78）以及远离省份的民众（3.99+0.80）感受到更多的亲友支持，相反，湖北及武汉的民众（3.26+1.06）比周边省份的民众（3.64+0.89）以及远离省份的民众（3.61+0.95）感受到较少的组织支持。

4.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民众在亲友支持（F=18.12,p=0.00）和组织支持（F=15.64,p=0.00）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对而言，身体健康状况很好的民众（4.21+0.81）比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民众（4.08+0.77）感受到更多的亲友支持，而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民众比身体健康状况一般的民众（3.85+0.80）感受到更多的亲友支持；同样，身体健康状况很好的民众（3.72+1.03）比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民众（3.58+0.89）感受到更多的组织支持，而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民众比身体健康状况一般的民众（3.31+0.99）感受到更多的组织支持。此外，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民众在亲友信任（F=5.68,p=0.00）和邻人信任（F=11.86,p=0.00）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对而言，身体健康状况很好的民众（4.19+1.04）和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民众（4.10+0.90）比身体健康状况一般的民众（3.95+0.93）有更多的亲友信任；身体健康状况很好的民众（3.37+1.00）比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民众（3.21+0.84）有更多的邻人信任，而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民众比身体健康状况一般的民众（3.03+0.92）有更多的邻人信任。

通过以上较为细致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相对而言，居住在湖北及武汉疫区，年龄在40周岁及以上，自评身体健康状况一般的男性民众感受到较少的社会支持，而且有相对更少的人际信任。考虑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所受威胁最大的恰恰是中老年男性群体，他们在危重病人和死亡病例中的所占比例远高于其他民众，可见，湖北及武汉疫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很可能抵抗力相对较差）的中老年男性民众很可能属于需要特别关照的“易感人群”，但本次调查却发现恰恰是这一群体自感较为缺少社会支持，人际信任程度也相对较低，可见，这一特殊群体不仅可能身体方面的免疫力较差，而且可能在心理和社会适应力方面的“免疫力”也较差。因此，当前迫切需要给予这一特殊群体民众更多的关爱和支持，以增强他们的温暖感和疫情防范的信心。这或许也是本次调查对疫情防控的一个较有启示意义的发现。

综上所述，“大疫”当前，作为社会一份子，人人有责任在自觉保护自身身心健康的同时，主动向亲朋好友和同事邻里伸出援手，并积极传播正能量和积极心态，并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争取尽快取得防疫和救治的全面胜利。

（参考文献：略）

（本论坛文章特辑《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将于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坛回顾：

1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 (一) | 情感治理视角下的疫情心态治理        2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二）| 变革学科范式，全面发挥心理学在健康治理中的作用6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六）| 互联网时代对社会信任的重构：以武汉疫情的发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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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抗疫、和疫 : 从心理自助到文化自觉 |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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